秋瑾像

1907年7月，两起刑事案震惊了中国！

6日，安徽安庆，巡抚恩铭受徐锡麟邀请，前来新开办的巡警学堂参加开学典礼，但这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部下，却将其刺杀。与此同时，身处浙江的秋瑾也在酝酿着一次武装反清运动，但很快，秋瑾的身份便被正在追查徐锡麟“同党”的清政府查了出来。13日，秋瑾被捕，15日即被浙江巡抚张曾敭处死。

一场围绕秋瑾是否应被处死的大讨论瞬间炸了锅。

秋瑾带着学生与清军搏斗

一、正常的刑事处罚引发民愤

清末十年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民智迅速觉醒的时刻，伴随着新式通讯方式的发展，民间通过报纸、期刊可以了解、参与许多之前无法参与的事件，民间力量的壮大对清政府的许多行为构成了巨大的制约。若按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法律来说，“反贼”秋瑾被处死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民众无从知晓也不会去关心这种事情。

但在清末十年，一切都不一样了，秋瑾之死不仅是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斗争，更衍生为政府是否有权不经审判就将人处死的讨论，要知道，此时的大清正高调地准备宣布预备立宪，一个准备“依法治国”的国家，怎么能做出这等野蛮的行径呢？国人万万不能接受！

秋瑾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宣布进行官制改革，朝廷有意模仿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将地方司法审判权收归中央，这自然遭到了自太平天国以来权力愈发膨胀的地方督抚大员的反对。浙江巡抚张曾敭按标准来说，并不是一位“新”人，思维比较传统，对于朝廷收归地方之司法审判权与司法改革更是不屑一顾，他还认为在革命党盛行的情况下不应该废除原有的刑罚措施，必须用重刑打压革命党的“反叛”行为。

如果没有近代化的进步，张曾敭敢于缉拿“反贼”并将其迅速处死的行为，或许可以受到朝廷的大加嘉奖并升官加禄，但一切一切都不再是原先的那样，张曾敭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原有的野蛮刑罚

二、民间何以反击张曾敭

既然是对政府的批评，民间必须提出针锋相对的理由。当年媒体向政府“开炮”的关键点有两点，一是秋瑾一案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二是浙江巡抚张曾敭的审判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就第一点来说，民间舆论与张曾敭对秋瑾案的定性完全不一致，秋瑾被捕时尚未发动武装反清活动，固然可以因其与徐锡麟有牵连而被逮捕，但政府是否有确切证据证明秋瑾就是一名革命分子呢？如果不是，这便是一桩冤案。

况且此时经舆论发酵，秋瑾已经被塑造成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敢爱敢恨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不但只身赶赴日本学习，回国后还接办大通学堂，从事新式教育，这本是大清的优秀人才，还将其处死，是不是有点蠢？

大通学堂

第二点更致命，要知道在十年之前的戊戌六君子问题上，清政府就干过未经审批便迅速处死“犯人”的勾当。十年过去了，都准备立宪了，地方大员竟然没一点进步，还是在抓捕秋瑾2天之后就将其处死。这不正好坐实了西方国家说的中国是“野蛮”国家吗？

况且，对秋瑾的审判其实并无确切的口供可以证实秋瑾要发动起义，这使得清政府在面对媒体的质问时极度被动。为此，张曾敭也曾进行过辩解，但他的说法无非是说秋瑾与徐锡麟有关联，大通学堂是革命党活动的场所。在没有具体证据且失去先机的情况下，民众已经不在乎张曾敭怎样辩解了，严惩地方官员才是舆论的诉求所在。

影视剧中的秋瑾

三、政府一步步丧失话语权

鉴于巨大的舆论压力，绍兴知府贵福不得将有关秋瑾一案的前因后果印刷成传单在城内广泛发放，内容包括张曾敭的电报、秋瑾的口供、大通学堂内所查获的枪支武器与秋瑾的一些看似“反动”的诗文。尽管政府已经拿出了所谓的确切证据，但早已为时已晚，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秋瑾是一位新时代爱国女性，根本不会相信政府说的话，他们认为传单上写的的内容也是政府为狡辩而伪造出来的。

此时的浙江与绍兴当局十分被动，限于朝廷下达的“预备立宪”诏令，且有秋瑾案在前，张曾敭已经不敢再对媒体进行查封，更不可能堵住民间的悠悠之口。秋瑾案的发生促成了清政府的进一步改变，尤其是司法改革方面，张曾敭采取的所谓“就地正法”的野蛮方式与西方倡导的所谓“文明”执法理念相违背，如何修改大清刑律，再度被提上议程，尽管大清新刑律直至清朝灭亡也没有制定出来，但大量改革司法的经验却为中华民国法律的进步提供了经验。

直至大清灭亡都未进行完成的大清刑律改革

至于张曾敭，进退两难。1907年9月5日，在多方协调下，张曾敭调任江苏巡抚，但是江苏人强烈反对不欢迎，张曾敭也深知他无法赶赴江苏就任，于是一直未动身出发。10月，张曾敭再次接到调任山西巡抚的指令，但已经心灰意冷的他，在两次申请清政府开缺之后，正式离开了大清官场。

文史君说

浙江巡抚张曾敭的委屈是十分明显的，本以为可以凭借镇压“反贼”获得嘉奖，却没想到遭遇了从官以来最大的一次舆论风暴。可以想见，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张曾敭，真切感受到了清末十年间时代的变化，传统的野蛮司法已经不再被人所接受，预备立宪和文明司法才是舆论所期待的，而这一变化就像一场巨大的风暴，不是清政府出面保他就能够压下去的。他与官场告别的落寞身影，正可以看作一个旧的时代真正地去了。

参考文献

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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