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功德林开始陆续入住“学员”。他们之中，不乏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勇士，抗战中的宿将功臣……

这些学员们正是从功德林这个起点，开始了自己曲折、传奇的同心路。但在改造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依据沈醉所著的回忆录，在功德林里有六个性格迥异的将军，他们除了贪财就是好色，还特别怕死。

吃空饷的六十六军军长

在许多描写国民党反动派的影视作品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吃拿卡要，十分贪婪的反面角色。

沈醉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一位蒋军嫡系，六十六军军长。他是安徽合肥人，与张治中将军是旧部兼同乡。

渡江战役爆发时，率领部众起义。因厌倦打打杀杀的生活，回到合肥老家，遇上一些波折后，这位军长制造过很多谣言。

考虑到他是起义将领的身份，就送到了北京功德林，和同僚们一起改造学习。

此人与沈醉曾经共过事，老友相见，他也是竹筒倒豆子一般，和沈醉说了自己多年来的经过。这位军长一开始担任连长的时候就吃空饷。

所谓的“吃空饷”就是一个连大概是120人至150人，实际故意招不满这么多人，连长有意多往上报员额，多余士兵的粮饷物资就被克扣了下来。

他从当连长就开始吃空饷，担任营长和团长、师长的时候，就越吃越多，后来当了军长之后再也收不住了。

按照这位军长的介绍，国民党一个建制部队能有一半员额就算不错。好比一个团大约是1000人至1500人，实际可能只有700人到800人，有的部队连1/3人数都不够。

一来一回，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到了战时，因为部队实际人数虚报太多，导致“国防部”排兵布阵时总会束手束脚。

至于这个六十六军军长到底是谁？沈醉因为顾及朋友的脸面没有明说。

但经过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六十六军首任军长叶肇，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人，1949年举家赴香港。

继任军长谭邃，广东开平人，1949年病逝。六十六军变成蒋军嫡系后，首任军长张轸是河南罗山人，1949年起义，1953年转入地方工作。

随后两任军长分别是江苏江都人方靖，1966年4月16日获特赦。湖南长沙人罗贤达，1950年11月于关押中逃跑被击毙。

去除前往香港或病死、被枪毙的，这位六十六军军长的真实身份就在以上几人中间，不好明说，大家自行判断。

按照这位军长所说，国民党军吃空饷的现象，已经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不吃都不行。这样的一个政党与军队与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相比，也是丝毫不遑多让。

被戴笠亲自扣押的好色军长

古人云：饱暖思淫欲，有了钱之后就得想着女人了。

看过谍战剧《潜伏》的人，应该对杨文泉这个名字不陌生。军统头子戴笠临死前曾经特意前往天津军统站，嘱咐一下吴站长今后的工作安排。

其中，戴笠就特别提到了时任国民党九十四军的副军长杨文泉，因为纳妾被自己抓起来了。

这不是电视剧杜撰的情节，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不过戴笠生前是否到过天津军统站，这一点值得商榷。

等到戴笠死了后，杨文泉被无罪释放，担任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中将师长，继续胡作非为。

1947年3月，国民党将“全面进攻”改为“集中兵力”向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投入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兵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与其决战。

粟裕将军与陈毅元帅审时度势，制定了泰蒙战役计划。1947年4月22日，在粟裕的指挥下，解放军首先发起了对国民党左翼泰安守军第七十二师的围攻。

战争仅仅持续四天，至4月2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贪财好色的杨文泉被解放军活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杨文泉与沈醉一前一后被送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据沈醉回忆，即使成为罪犯，杨文泉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无论春夏秋冬，他一直都是拿温水洗手和洗脸，洗完后还得抹点雪花膏。

早晨起床前在头发上抹点油脂，干活的时候必须戴帽子，保护一下发型。

与沈醉等人闲聊时，杨文泉大言不惭地说道：“老子当年担任军长和中将师长的时候，在山东每个村子都有丈母娘。”

杨文泉说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是从侧面也印证此人极其贪婪好色，所到之处不想着整顿军队，而是如何玩弄女性。

沈醉对他的评语是“一个香喷喷的风流将军”。

极其迷信的两位将军

咱们中国人遇上大事之前，似乎都想要个好彩头。比如过年期间，家中长辈都会嘱咐晚辈千万不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话。

这其实不关乎迷信，属于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小老百姓想讨个好彩头，无非就是给自己增强一些信心，没有什么太值得说道。

然而，迷信这种落后思想一旦放到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可就成了啼笑皆非的故事了。

如果有人看过电视剧《特赦1959》和老电影《决战之后》，应该对张淦这个名字不陌生。

张淦出生于1897年，与白崇禧、李宗仁同为桂系将领。然而，张淦还有一个绰号，名为“罗盘将军”。

据说张淦每次作战前，必须先算一卦，决定具体的进攻方向。

到了功德林之后，张淦明明被分到靠着窗户的床位，他却放着这个“风水宝地”不睡，把床位挪到靠门的地方。

据他所说，这是用手头的工具算出来的“吉位”。

别的犯人经常读书看报，张淦却总是捧着一本《易经》，他对算卦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直到1959年病逝时，还是那么迷信风水。

另一位迷信的人叫康泽，他长期从事特务与政治工作，手中沾满了许多共产党人的鲜血。

据康泽回忆，他被捕那天正好是自己的44岁生日。外面炮声隆隆，康泽居然还有心思为自己过寿，美其名曰“冲喜”。

结果生日宴会刚进行到一半，军部就被解放军一锅端了，逃跑时掉入烟囱，被解放军连拉带拽地硬生生扯了出来。

到了功德林后，康泽还是较为迷信，一直认为偏方能治大病，多次把自己裸露的手臂让蜜蜂去蜇咬，说是能治疗心脏病、冠心病。这就是一种迷信的行为。

多年后，沈醉再次与康泽重逢，询问他现在还用不用“蜜蜂疗法”？

他不好意思，摆了摆手说道：“在党中央的感召之下，我早就改掉了身上的坏习气，有病去医院接受治疗，不搞那些虚头巴脑了。”

看似勇猛，实则怕死的两位将军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不少前国民党将领被活捉时，嘴里说着什么“杀身成仁，回报蒋委员长的栽培”的话。

被押入战犯管理所后，也拒不接受改造，想以此对抗政府，对抗社会，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之心。

然而，这些“英雄好汉”如此不怕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没有受到死亡的威胁。

毕竟，党中央根本没有想过要处决这些罪犯。毛主席曾三令五申：“不要对他们（被俘战犯）打和骂，要做通思想工作，以说服教育为主。”

在这一基调之下，这些国民党的将领们就有底气进行叫板。

不过，当真正遇上死亡威胁时，他们展现出的不是“英勇豪迈”，而是无比的怯懦。

王陵基，他是川军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曾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前国民党上将。

刚到战犯管理所时，王陵基因为长期养尊处优，不会叠衣服、叠被子，甚至不会挤牙膏。每次刮胡子脸上必定会出血，最后还是杜聿明看不下去，及时出手相助。

就是这么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却时常摆出一副拒不改造的态度。当其他战犯主动写材料，承认自己的错误时，王陵基斥责别人“贪生怕死”，自己绝不投降。

有一次，国民党另一位特务头子徐远举向监狱管理人员举报称：王陵基是1927年重庆331惨案罪魁祸首，应当予以严处。

王陵基不知从哪得知这一消息，吓得脸色发白，指着徐远举大骂：“他诬蔑我，诽谤我！”

有人安慰他道：“不必担惊受怕，谁做过什么事情，解放军一清二楚。”

王陵基越想越怕，赶紧回到宿舍，花了几十分钟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从这件小事不难看出，曾经叫嚣不怕死的王陵基，一旦被人检举告发，揭露自己此前犯下的错误之后，立马就惶惶不可终日。

究其原因，他认为自己一旦罪名落实之后，可能就小命不保。之前所谓的豪言壮语全部抛之脑后，立马写证明材料，想竭力撇清关系，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一条性命。

那位检举王陵基的徐远举，也是同样如此。

徐远举曾经在重庆渣滓洞杀害过数百位共产党人。1949年底，西南地区解放后，徐远举被押到白公馆。

1956年夏的一天，解放军管理员对着徐远举、沈醉等人道贺：“恭喜各位，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

沈醉、徐远举等人一听这话，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尤其是有着号称“猛汉”徐远举，更是“马上吓得两股战战，鹰钩鼻尖清水长流。”一副天要塌的样子。

管理员这话没有说清楚，让沈醉、徐远举误以为他们再过几天可能要交代在这里。

管理员说的“恭喜他们，送他们回去”，是为这些战犯找了一处新的关押地点，新地方的条件比白公馆好很多。

为了活跃气氛，这才说了几句俏皮话，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就是这么个阴差阳错，让徐远举一下惊慌失措，这难道还不能看出他是多么的怕死吗？

以上种种皆是有据可查，诸如此类的故事，在相关回忆录里比比皆是。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色厉内荏只是这些战犯的保护色，若没有党中央的宽宏大量与人民的不计前嫌，按照这些人犯下的罪行，可能就要一直接受改造了。

事实证明，大部分人后来被特赦后，为两岸和平统一，与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得不说，共产党的宽厚仁慈与伟人的高瞻远瞩。

参考文献：

[1]西域.沈醉的特务经历与改造生活[J].炎黄春秋,2017(04):76-81.